在學術思想方面,龐安時既精于傷寒,也熟諳溫病,內婦兒科,皆有研究;是一位擁有廣泛實踐經驗的醫(yī)家,其于傷寒與溫病尤有發(fā)揮。
一、對傷寒學說的闡發(fā)
龐安時治傷寒主要是從病因、發(fā)病入手,并結合體質、地理、氣候等進行探討,他承前人之說,認為傷寒的病因是“寒毒”,只不過是由于感受邪氣的時間、地域、體質不同,而表現出傷寒(指狹義傷寒)、中風、風溫、溫病、濕病、暑病等不同的證候。
龐安時在《傷寒例》有關論述的基礎上予以發(fā)揮,強調一切外感熱病的共同病因是“毒”,雖然“毒”有陰陽寒熱的不同屬性,臨床表現也有中風、溫熱、暑濕與急緩輕重等多種多樣,但只要抓住了“毒”,就抓住了一切外感熱病的共性,說明治療外感熱病應重視“解毒”法。另外,他又指出“凡人稟氣各有盛衰”,“寒毒與營互相渾”,“當是之時,勇者氣行則己,怯者則著而成病矣”。認為寒毒雖已侵襲人體,但其能否發(fā)病,則取決于素體強弱與正氣盛衰,而且在毒氣“從化”的傾向上,龐安時也強調了素體的決定意義,認為“假令素有寒者,多變陽虛陰盛之疾,或變陰毒也;素有熱者,多變陽盛陰虛之疾,或變陰毒也”。他對疾病的發(fā)生發(fā)展都以內因為根據的認識,頗有辯證法思想。同時,他還認識到外感發(fā)病與四時氣候、地域居處密切相關,同是感受寒毒,冬時即發(fā)為傷寒,因春溫氣誘發(fā)而為溫病,因夏暑氣誘發(fā)而為熱病,因暑濕誘發(fā)而為濕病等,都因四時氣候變遷而發(fā)生不同的病證。不僅如此,居住在山較多地區(qū)的患者多中風中寒之疾,平居者多中濕中暑之疾,說明發(fā)病與地域居處也有關系。
龐安時對傷寒治療,雖宗仲景法則,而善于靈活變化,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治,在治療上也有不少寶貴經驗,豐富了傷寒病的治療方法。
二、對溫病學說的闡發(fā)
對于溫熱病,龐安時基本上分為伏氣和天行兩類。前者是冬時中寒,隨時而變病,如春之“溫病”、夏之“熱病”,以及“中風”、“濕病”、“風溫”等,“其病本因冬時中寒,隨時有變病之形態(tài)耳,故大醫(yī)通謂之傷寒焉”。伏氣又可有伏寒與伏熱之分,但均不同于天行溫病。因此他指出:“天行之病,大則流毒天下,次則一方,次則一鄉(xiāng),次則偏著一家?!闭J為天行溫病是感受毒性很強的異氣引起,頗具有流行性、傳染性的病證,是外感熱病中另一類性質不同的病證,其治療與傷寒不同,傷寒“有可汗可下之理”,“溫病若作傷寒行汗下必死”,提出了溫病與傷寒分治,這對后世溫病學說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。
龐安時從其豐富的臨證實踐中觀察到,溫病一類以溫毒最為重險,他將溫毒五大證與四時、五行、經絡臟腑聯系起來辨證論治,有一定見解,指出“自受乖氣而成臟腑陰陽溫毒者,則春有青筋牽,夏有赤脈,秋有自氣貍,各有黑骨溫,四季有黃肉隨,治療各有各法”。對溫毒五大證的治療,他著眼一個“毒”字,使用大劑量清熱解毒,辛溫散毒之品,處方多以大量石膏為主,實為后來余師愚治溫疫開了門徑。另外,他還專立《辟溫疫論》列舉“療疫氣令人不染”方,有辟溫粉,雄黃嚏法,千敷散等,體現出他治溫病著重預防的思想。
綜上所述,龐安時治傷寒是從病因、發(fā)病著手,強調體質因素在發(fā)病中的重要作用。并認為廣義傷寒的病因是“寒毒”,而天行溫病則由“異氣”引起,提出溫病與傷寒分治,指出溫病中以溫毒最為重險,對溫毒五大證的治法遣方頗具特色,其重視預防的思想,也實為可貴。不僅如此,其高尚的醫(yī)德也是可取的,為醫(yī)藥界樹立了典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