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照

      鑒真大和尚從唐天寶元年（742）至十二年（753）,應(yīng)邀東渡弘法,歷時12年,其間始終不渝地跟隨鑒真的除中國僧人思托和祥彥,還有日本僧人榮睿和普照。祥彥和榮睿病逝于第五次東渡途中,思托和普照則一直隨鑒真到達(dá)日本?？梢哉f,除中國僧人外,日本僧人榮睿和普照在鑒真東渡成功和文化傳播中起到了特殊作用。沒有他們的鼎力相助,鑒真是不可能實現(xiàn)東渡宏愿的。

      唐開元二十年（732）,日本派出第九次遣唐使團。在來唐國的留學(xué)僧中,榮睿和普照有一個特殊使命——聘請傳戒高僧。佛教規(guī)定,出家人要經(jīng)三師七證授戒,至少要三師二證授戒,方可取得僧牒,成為真正的僧尼。自從佛教傳入日本后,因為缺少律學(xué)精深、德望卓著的高僧,僧人出家一直不能實現(xiàn)三師七證正規(guī)授戒,私度、自度出家成風(fēng),以逃避勞役和賦稅。這種放任自流的受戒出家,導(dǎo)致僧徒冒濫,品質(zhì)低下,乃至有人違法犯科,直接影響到統(tǒng)治者的利益。為了整頓僧伽組織,確立戒律傳授和奉持制度,日本知大政官舍人親王和佛教界領(lǐng)袖人物隆尊特地挑選了榮睿和普照兩位優(yōu)秀年輕僧人,擔(dān)負(fù)到中國邀請大德高僧到日本傳授戒律、弘揚佛法的重任。榮睿和普照表示:為了完成邀請傳戒高僧的使命,不惜生命。他們就是帶著佛教界的使命,踏上佛教興盛、戒律完備的大唐國土的。

      榮睿、普照在洛陽、長安學(xué)習(xí)10年,經(jīng)鑒真高徒道航推薦,特地到揚州邀請高僧鑒真。鑒真是仰為天下400余州授戒之主的律宗大師、宮廷授戒師道岸和三次應(yīng)詔入朝任宮廷授戒師弘景的授戒弟子,學(xué)識淵博,德高望重,弟子遍天下?；茨辖髢舫纸渎烧?唯大和上獨秀無倫,道俗歸心,仰為授戒大師,“江淮之間,獨為化主”這樣的大德高僧,完全可以擔(dān)當(dāng)整飭日本戒律的歷史重任。于是,道航應(yīng)請陪同日本僧人榮睿、普照、玄朗、玄法,高麗僧如海,唐僧澄觀、德清,風(fēng)塵仆仆赴揚州大明寺邀請鑒真。榮睿、普照頂禮大和尚足下,呈述了日本因無授戒大師像唐國這樣正規(guī)授戒,造成佛教的混亂現(xiàn)狀。并說:“佛法東流至日本國,雖有其法,而無傳法人。日本國昔有圣德太子,日二百年后圣教興于日本,今鐘之運,愿大和尚東游興化?！睒s睿、普照又說,他們是受親王之命來唐國邀請弘法高僧的,懇請大和尚東渡弘法,傳授戒律。鑒真為日本朝廷和榮睿、普照的誠心所打動,愿意接受邀請,東渡弘法。與此同時,他又想起傳聞中國南岳思禪師遷化之后,托生倭國王子,興隆佛法,濟度眾生。又聞日本長屋王崇信佛法,造千袈裟施舍中國大德眾僧,并在袈裟上繡有“山川異域,風(fēng)月同天,寄諸佛子,共結(jié)來緣”。由此看來,日本確是一個佛法興隆有緣之國。既然日本朝廷派榮睿、普照來請,我們應(yīng)當(dāng)去這個佛法有緣之國弘揚佛法。促使鑒真決心東渡還有一個因素,唐玄宗登基之后,不像武則天那樣興隆佛法,而是積極弘揚道教,全國出現(xiàn)了“揚道抑佛”的狀況。鑒真決定去日本弘法,弟子中有人勸阻,說滄海淼漫,百無一至。鑒真卻堅定地說:“是為法事也,何惜身命?諸人不去,我即去耳?！辫b真表示愿意東渡,遂有道航、思托、祥彥等21位弟子響應(yīng),愿陪師父渡海。

      鑒真一行造船、備糧、籌辦物資、物色工匠和水手,萬事俱備,正要出發(fā)東行時,因高麗僧如海學(xué)識不足,品行不端,被排出東渡人員之外。一怒之下,如海向官廳誣告道航、榮睿、普照、玄朗、玄法等人與海盜勾結(jié),不久將洗劫揚州。當(dāng)時東南沿海,盜賊蜂起,朝廷正全力圍剿。揚州臨海,正受到海盜威脅,得知有人與海盜勾結(jié),洗劫揚州,官府大為震驚,遂將道航和幾位日本僧人抓獲,打入牢獄。官府后來查清事實,責(zé)令誣告的如海還俗,而榮睿、普照等日本僧人地方官府不好處置,必須上奏朝廷,關(guān)了4個多月,得到朝廷的批準(zhǔn)后方才釋放。

      榮睿、普照雖然受了牢獄之災(zāi),但邀請鑒真東渡之心未改。道航、玄朗、玄法等人蒙冤出獄之后,不肯再冒風(fēng)險隨鑒真東渡,先后離開了揚州。而同樣蒙受牢獄之災(zāi)的榮睿、普照依然來到鑒真身邊,繼續(xù)誠請大和尚東渡日本。榮睿、普照這種為了弘法,不屈不撓、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,深深打動了鑒真。他當(dāng)即安慰說:“不須愁,宜求方便,必遂本愿。”鑒真的東渡決心,對榮睿、普照無疑是一種莫大的寬慰。我們設(shè)想一下,如果榮睿、普照出獄之后,也和玄朗、玄法一樣貪生怕死,離開揚州,鑒真也就談不上第二次東渡了。

      第二次東渡船沉大海,圍困孤島、水絕糧盡的鑒真一行,被明州官府搭救安置在阿育王寺之后,鑒真應(yīng)邀赴越州、杭州、湖州、宣州講律授戒。他的德學(xué)受到更為廣泛的推崇。當(dāng)越州僧人得知鑒真還要冒風(fēng)濤之險東渡,紛紛前來勸阻,可鑒真東渡的決心未改。眼看勸阻不下,他們聯(lián)名向官廳報告,說兩個日本僧人誘騙大和尚偷渡日本。只要將兩個日本僧人提起來,押送京都,鑒真也就東渡不成了。官廳認(rèn)為誘騙鑒真偷渡是有違國法的犯罪行為,立即派人捉拿榮睿和普照。結(jié)果普照躲藏起來,逃過劫難,而榮睿被捉。地方官府是不好處置外國僧人的。于是給榮睿戴上枷鎖,押送京城。榮睿本來身體不好,長途押送,病倒于杭州,保釋治療。后謊報病死,得以逃脫。一番周折,榮睿拖著病體又悄悄回到阿育王寺,和普照一道懇請鑒真再行渡海。兩位日本僧人這種為了佛法不畏風(fēng)險、不惜生命的可貴精神,深深打動了鑒真和隨行弟子,更加堅定了東渡信心和決心?！短拼蠛蜕袞|征傳》說:“榮睿、普照等為求法故,前后被災(zāi),艱辛不可言盡。然其堅固之志,曾無退悔,大和尚悅其如是,欲隨其愿?！辫b真等人就是被榮睿、普照這種執(zhí)著的求法精神所打動,立即著手第三次東渡。為避越州僧人耳目,鑒真不從近便的明州出海,而改道福州,遂派法進等人先赴福州買船備糧采辦物資。緊隨其后,鑒真也率中日弟子翻山越嶺前往福州。揚州弟子靈佑得知鑒真九死一生之后,還要東渡,舍不得師父再冒風(fēng)險,便聯(lián)合揚州諸寺三綱聯(lián)名向地方官廳請愿,請求官府挽留鑒真,不讓他再行渡海。官府遂派捕役沿途追蹤,終于在溫州禪林寺截住鑒真,將鑒真及眾弟子“押護”回?fù)P州,安置在龍興寺。并令龍興寺執(zhí)事僧人嚴(yán)加防護,不讓鑒真再行東渡。

      日本僧人榮睿、普照也與鑒真一道回到了揚州。他們考慮到,官府之所以要對鑒真嚴(yán)加防護,就是怕他再行渡海。如果他們兩個日本僧人仍然留在揚州,留在鑒真身邊,官府就不會放松對鑒真的嚴(yán)密監(jiān)視,當(dāng)然也就不可能再行東渡,于是決定暫時離開揚州。他們將暫離揚州的想法告訴鑒真,鑒真表示同意。但同時表示不管遭遇多大挫折,他的東渡之心不變。

      榮睿、普照沒有顧及風(fēng)濤之險、牢獄之災(zāi),在 揚子江畔的同安郡（今安徽安慶）整整度過了三年歲月,于天寶七年再次來到揚州,拜見鑒真,共商東渡大計。鑒真深深為兩位日本弟子不畏艱辛、不怕犧牲、百折不回的執(zhí)著精神所感動,立即著手第四次東渡。六月二十七日,鑒真率領(lǐng)僧人、工匠、水手67人,又開始了出海東行的壯舉。

      這次東渡,不僅遭遇和往常一樣的驚濤駭浪,更遇到驚險萬狀的蛇海、飛魚海、飛鳥海和海盜的襲擊,幾番搏斗,累得滿船人昏昏沉沉,躺在艙板上呻吟,幾近渴死餓死。許多感到絕望的人將怨氣發(fā)泄到邀請鑒真渡海的日本僧人榮睿和普照身上。榮睿、普照毫無怨言。普照硬是挺起身子,咬緊牙關(guān),艱難地爬著給躺在艙板上的人一個個分發(fā)生米維持生命,普照的誠心和毅力無疑是一副強心劑,深深感動了所有已經(jīng)絕望的僧眾,于是大家咬緊牙關(guān),與死神搏斗,熬過難關(guān),繼續(xù)航行,最后船只竟飄到海南島最南端的振州（今海南三亞）。

      鑒真一行在海南島度過一年多,身體恢復(fù)后,又渡過瓊州海峽,經(jīng)過辨州、羅州、白州、藤州、象州,千里迢迢來到始安郡（今廣西桂林）。一年后,鑒真又應(yīng)廣東太守盧奐邀請,赴廣州傳授戒律,并想從廣州出發(fā)渡海。途經(jīng)端州（今廣東肇慶）時,積勞成疾的日本僧人榮睿病死在龍興寺。一個日本僧人,為了興隆日本佛法,壯志未酬便客死他鄉(xiāng)。這種不惜獻(xiàn)出自己年輕生命的大無畏精神,使鑒真深為感動,也更堅定了東渡的決心。鑒真的弟子,也為榮睿這種為佛法獻(xiàn)身的精神所打動,決心追隨鑒真,再行渡海。

      鑒真本以為廣州是個大商港,一定會有前往日本的船只,準(zhǔn)備從廣州再行東渡。結(jié)果事與愿違,沒有遇到去日本的便船,只好等回?fù)P州再說。

      普照失去了在唐土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親密伙伴,眼看鑒真又是60開外的垂垂老人,雙目也染重疾,感到東渡無望,途中便去了阿育王寺,等待遣唐使船回國。鑒真一行經(jīng)廣東、廣西、福建、江西,兜了南國一個大圈又回到揚州。

      回到揚州的鑒真,已是身心疲憊,心力憔悴。畢竟已是60多歲的老人,如再拖上幾年,即使有東渡之心,也無東渡之力,東渡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了。更何況東渡的得力助手榮睿、普照也都離他而去,東渡更是沒指望了。

      唐天寶十年,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船來到唐土明州。居住在阿育王寺的普照時時在打聽去日本的便船和日本遣唐使船,當(dāng)他得到遣唐使船到了明州的消息后,很快便去向遣唐使團詳細(xì)敘說邀請?zhí)茋呱b真五次東渡五次失敗的情況,希望大使回國時邀請鑒真同行,并提供了幾位高僧名單。遣唐使答應(yīng)了普照的要求。

      遣唐使邀請鑒真去日本,一定要得到唐國朝廷批準(zhǔn),否則是不合法的?；貒?遣唐使按照普照提供的鑒真和其他五位僧人的名單,稟奏玄宗皇帝。信奉道教的玄宗皇帝并沒有反對,但他提出再派幾位道士去。日本不行道教,為不讓玄宗皇帝掃興,特地留下春桃源等四人在唐國學(xué)習(xí)道士的方技,將邀請鑒真一行的奏章收回。他們在回國途經(jīng)揚州時,親自會見鑒真,邀請他率弟子隨遣唐使船去日本。鑒真欣然同意。鑒真一行到達(dá)匯合地點黃泗浦不久,普照應(yīng)約也從明州阿育王寺趕來,陪護鑒真等人一道隨遣唐使回國,終于完成了邀請鑒真東渡的使命。

      鑒真到達(dá)日本,受到了隆重的歡迎。天皇很快發(fā)下圣旨:“大德和尚遠(yuǎn)涉滄波投此國,誠副朕意,喜慰無喻。朕造此東大寺,經(jīng)十余年,欲立戒壇,傳授戒律,自有此心,日夜不忘。今諸大德遠(yuǎn)來傳戒,冥契朕心。自今以后,受戒傳律,一任大和尚?！彪S后,又敕授鑒真、法進、思托、延慶、曇靜、法載、義靜和日本僧人普照“傳燈大法師”位。

      不久,鑒真便在東大寺盧舍那佛前立戒壇,鑒真、普照、法進、思托等為師證,為圣武天皇及皇后、皇太子及文武大臣授戒。這是日本第一次以三師七證正規(guī)授戒,儀式隆重,盛況空前,成為日本佛教史上極為轟動的一大盛事。此后,又為沙彌證修等440余人授戒,鑒真更是聲名遠(yuǎn)播。

      鑒真的三師七證正規(guī)授戒,雖然得到朝廷的歡迎和支持,但也受到原來堅持“自度”、“私度”授戒儀式的佛教保守勢力的反對。日本頗享盛名的僧人賢璟、志忠、靈福等首先站出來竭力反對和排斥鑒真的三師七證授戒,甚至有人辱罵鑒真,這對鑒真弘法傳律活動的開展無疑是一大阻礙。整頓佛教,也和一切改革一樣,總會遇到保守勢力和既得利益者的種種阻力,沖破這種阻力,決不能單純采取強制手段,要通過說理誘化,方能服眾。日本佛教雖然戒律不嚴(yán),但人數(shù)眾多,勢力強大,要改變這種混亂狀況,單靠朝廷下幾道圣旨,抑或靠幾個中國僧人硬行推行本國的僧伽制度是不行的,關(guān)鍵是要通過闡明教義,以理服人。鑒真便采取這種不以勢壓人,以理服人的和善方式,增進與日本僧人的團結(jié),他決定與保守派進行一次辯論,通過平等的辯論,以理服人,化解矛盾,增強團結(jié),光大圣教。普照是公開辯論的支持者,他怕鑒真等人語言上有障礙,不能講流利的日本話,使辯論受到影響,便自告奮勇挺身而出,說:“各位來日本不久,不能熟練地講日本話。我懷著對鑒師的虔誠,對大和尚的忠心,愿以留學(xué)僧之名,出面辯論,萬望大和尚允諾。”鑒真對普照的表態(tài)十分欽佩,當(dāng)即同意他為代表出面辯論。在這次擠得水泄不通的辯論會上,普照以在唐國學(xué)習(xí)所見所聞和親身體會,精辟地闡述三師七證授戒的意義,宣揚唐國佛教的興盛狀況,認(rèn)為只有依照唐國的正規(guī)授戒形式,日本佛教才能克服混亂狀況,從而走上正規(guī),走向興盛。同時,他還無可辯駁地回答了賢琮等保守派提出的種種質(zhì)疑。普照說理清楚,論據(jù)確鑿,聽眾無不贊嘆。駁得賢琮一方一個個啞口無言,一片沉默。鑒真也在辯論會上闡述了希望大家精誠團結(jié),光大日本圣教的愿望。辯論過后,賢臻一方當(dāng)即起身俯首,表示決心放棄舊戒,接受鑒真大和尚授予的新戒。這次辯論,不僅使鑒真聲譽更高,普照也名聲大振。此后,“凡經(jīng)鑒真授戒者,方始為國家公認(rèn)之僧尼”之說,在日本廣為傳開。

      回顧鑒真東渡的全過程,以及鑒真到日本后的傳律講律活動可知,日本僧人榮睿、普照是功不可沒的。可以說,沒有榮睿、普照的誠懇邀請,沒有榮睿、普照不屈不撓的犧牲精神,鑒真是難以東渡成功的,也難以在日本順利地進行講律授戒活動。日本僧俗在贊頌鑒真的同時,也沒有忘記榮睿、普照的偉大功績。日本專門興建了真福禪寺,供奉榮睿塑像,同時也供有他的恩師鑒真像;對普照的功績也作了充分肯定,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。思托在《延歷僧錄》中說,日本僧尼能夠像唐國那樣嚴(yán)格依照戒律持戒,是托了普照的福份。乃至說日本僧尼即使每日禮拜普照,也難酬其功。此言是恰如其分的。在中國,在廣泛宣傳鑒真的同時,人們也沒有忘記日本僧人榮睿和普照的功績。鄧小平在《一件具有深遠(yuǎn)意義的盛事》一文中說:“在日本政府支持下,日本文化界和佛教界人士把國寶鑒真像鄭重地送來中國供故鄉(xiāng)人民瞻仰,這是一件具有意義的盛事。它必將鼓舞人們發(fā)揚鑒真及其日本弟子榮睿、普照的獻(xiàn)身精神,為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事業(yè)作不懈努力。”趙樸初在揚州大明寺鑒真紀(jì)念堂碑文中對圓寂東渡途中的榮睿也給予高度評價。在榮睿圓寂的廣東肇慶,還建了紀(jì)念亭,立了紀(jì)念碑。趙樸初在《榮睿大師贊》中寫道:“矯矯睿師,卓起東陸。傾心彌天,紹愿長屋。十年唐土,行堅志篤,……智炬東流,命終不辱。功施兩邦,永燦朝旭。”榮睿和普照已與鑒真緊緊連在一起,成為中日兩國家喻戶曉的人物,得到人們的普遍贊頌。